漫长的岁月里，人类会赋予各种事物千奇百怪的寓意和文化属性，即便是平凡到随处可见的杂草也不例外。可仔细想来，究竟什么是杂草呢？“杂”者，纷乱、平凡且可有可无者罢了。但有资格判定其的人是谁，这准绳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制定的呢？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所接触的文化中，喜欢把杂草比作顽强、有韧性，百折不挠终成功的存在。在其他文化中呢？是否他们也如中国人一样？抑或对这些“顽强”且不计其数的杂草有不一样的赋予与象征？
杂草是某种类型的植物还是一种人类的思维？它们是生物品种还是文化的产物？它们为何存在？假如没有它们，世界将会怎样？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在《杂草的故事》（译林出版社）中，向我们讲述了在人类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四处流浪的杂草是如何被定义、被诠释、被限制和被不公平地对待，又是如何冲破文明的边界并影响人类对自然的看法。而从杂草不断变迁的判定标准与类别来看，也可以让我们去深思。
读书君今天特地摘录、推送此文，让我们共同来看看不同视角的文明对同一物像的不同看法与解读。
在杂草的定义中，最为人所熟知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当属“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也就是说杂草长在了你本希望长出其他植物或者根本不希望长出植物的地方。这个定义还算贴切，也能解释一些事情。比如英国蓝铃花本属于森林，可一旦到了花园里，它们往往会疯狂地长满整个园子，变成招人烦的杂草；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西班牙蓝铃花一旦从花园逃逸，就会变成可怕的入侵者，进入当地的树林，威胁到本土“真正”的蓝铃花。但这些例子中的“适宜”与否有许多微妙之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物归属地就可以解释的。花园是私人领地，蓝铃花入侵时人们会感觉自己那份私密仿佛也被入侵；同样，入侵到英国的西班牙蓝铃花可能会激起你的民族主义情怀，甚至激发出一种审美上的爱国主义：看哪，土生土长的蓝铃花多么柔软，它们弯曲的花茎充满凯尔特风情，与不列颠的树林如此协调，哪像西班牙的花朵那样唐突粗糙，花茎弯得也不像样子。
可是这个定义是十分粗糙的，并且会引出什么才是“正确地点”的问题。以梣树为例，对它们而言这世界上最正确的地点莫过于它们生活的温带树林了。可一旦梣树与其他更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长在一起，再加上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可能会影响护林人的收成，护林人就会管它们叫作“杂树”。在这个例子中，客观意义上的“正确地点”让位于“领地”一个更加私人化、更具有文化意义的空间。
杂草的判定标准也可能随时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一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早期移民就还清楚地记得，一种与他们一起来澳大利亚的苏格兰植物，是如何从故国情怀的纪念品变成非法入侵者的：“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株大翅蓟长在一根圆木旁边，离马厩不远很明显是有种子从马饲料中漏出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我们把它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并用石头压住。没几天工夫，这株小草就长得十分漂亮，我们四处向人炫耀，自豪得不行。可当时谁也没想到，二十多年以后，这种来自苏格兰的蓟草会遍布整片大陆，而且这种草成了有害物种，一些郡县和地区甚至需要设立特殊法案，强制性地从私人空间中拔除它们。”
还有一些杂草的定义，则着重表达了杂草在文化上的其他不适宜性或不利性。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倾向于从可用性的方面出发，将杂草简单地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这个定义给得既慷慨又友善，暗示即便是已被定罪的植物也还有翻身的可能。但就像藜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有没有优点全在于当时的人们怎么样看待。有许多植物曾一度被认为是有用有益的，可一旦这些益处过时了，或是人们发现享受这些益处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它们便会立即失宠。罗马人把宽叶羊角芹引入英国，本是冲着它既有缓解痛风的药效，又可当作食物。但2000年转眼过去，经过几场医学革命的洗礼，这种植物再无药用价值，却变成了英国花圃中最顽固难除、惹人厌恶的杂草。
杂草另一个不受欢迎和饱受诟病的特征是毒性。美国最臭名昭著的杂草是毒漆藤，尽管它造成的经济损失远不是杂草中最多的，但它的形象已经随着杰瑞莱贝尔和迈克斯托勒制作的歌曲而深入人心。这对搭档曾制作过几首以杂草为主题的摇滚歌曲，如托尼乔怀特原唱、猫王多次翻唱的《做野菜沙拉的安妮》。在关于毒漆藤的那首歌中，毒漆藤被比作一个惯耍心机的女人，她会“深入你的皮肤”，然后“你会需要一片海洋/ 炉甘石洗剂的海洋”。实际上，炉甘石洗剂对缓解皮肤接触毒漆藤后的症状没什么用处。不管你跟这种植物的接触多么短暂，接触的地方都会立刻变红。只要一片破损的叶子轻轻扫过你的皮肤，噩梦般的体验就会随之而来。皮肤会红肿、起水疱，并且无法控制地发痒。如果你对这种毒素敏感（通常来说胖人比瘦人更容易敏感），你的发热和水肿能持续好几天。你不需要跟毒漆藤非间接接触，一次握手，一条毛巾，甚至只是不小心摸到刚从树林里回来的人所穿的鞋，就足以让你染上“漆酚接触性皮炎”。即使你足不出户，只要窗外的篝火里有几片毒漆藤的叶子，飘过来的轻烟也足以让你染上这种皮炎。
如果说因为知道某种植物能够杀死我们而对其产生负面印象是能够理解的，另一种厌恶情绪可就算不上理性了。有些植物被贬为杂草，只是因我们在道德层面不赞许它们的行为。寄生就是个十分昭著的恶名，寄生者从其他植物那里夺取营养，罔顾寄主的安危。常春藤更是冤枉，明明不是寄生植物却被人诬为寄生植物。它们依附在树上单纯是为了获取支撑，并未从树木身上拿走半点营养。常春藤若是长得过于茂盛，它们的重量确实可能给树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这个平淡的事实哪有树汁吸食者、植物吸血鬼来得更有话题, 更适合做妖魔化的基础呢。
哪怕仅仅是外形丑陋或姿态不美，也有一定可能会被当作弱点或道德层面的缺陷。我记得那些矮小、羞涩、瘦弱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叫作“杂草”的场景；而把像繁缕和猪殃殃这样矮小、孱弱、匍匐在地面的植物归为杂草，简直就像在欺负它们的弱小，这进一步说明了杂草的定义是多么弹性十足又自相矛盾。约翰拉斯金在为花朵寻求审美标准和道德标准的路上走得很远。他认为，有些植物是“半成品”以夏枯草为例，它能在没喷农药的草坪上迅速蔓延，用自己紫色的花朵和苞片给青草镀上一层紫铜般的色泽，而这正是无数草坪爱好者憎恶它的理由。“它的花瓣特征很不正常，”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审美趣味代言人的拉斯金这样写道，“哪有植物会在花朵中央长出成簇的刚毛，哪有植物的花瓣呈现如利齿鱼下颌般的参差边缘，哪有植物看上去像是动物喉咙里生病的腺体。”拉斯金难掩的厌恶，与人类常在植物中区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行为如出一辙。19 世纪的园艺作家J. C. 劳登就曾邀请他的读者们“将植物与人两相比较，把土著品种（即野生植物）与原始人对应，把园艺品种（即人工培育的植物）与文明人对应”。
即便是“野生”这个特点本身，倘若出现在不正确的时间、不正确的场合，也会被认为是有失体面的出身。臭嚏根草（这一个名字会给人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遍布整个欧洲的白垩土质森林，它们那一簇簇柠檬绿色的花朵轻轻地垂着，每朵花的边缘都有一道细细的红色镶边。每年2月它们就早早地开了花，在灰暗的冬天里自顾自地闪光，像暗夜里的星辰。它们如今理所应当地成了园艺界的宠儿，可有谁知道，1975 年，当杰出的植物栽培者贝丝查托女士在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展览上第一次展出它时，她差点被取消参展资格因为她带来的臭嚏根草来自野外，所以它被划分为杂草。
不过，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傲慢比起休斯敦极端严苛的法令，就小巫见大巫了。太空城休斯敦的地方法规中明确规定“任何房地产所辖土地内，倘若覆盖或部分覆盖有杂草、灌木丛、垃圾和其他任何会令人不悦、有损市容、有碍卫生之物”乃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在这一大段枯燥的法令中，杂草被定义为“任何高度超过9 英寸（约合23 厘米）的非人工种植的植物”若按这个标准，美国三分之二的本土植物到了休斯敦都会变成违法植物。美国农业部在制定植物黑名单时，也是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较为适用的统一标准，但农业部也承认“我们的祖国的植物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不受部分人欢迎的品种”。
如果按照这种标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能列出一个自己的杂草名单。我的名单会包括油菜和桂樱。只要被自己不喜欢的植物侵扰，就有权利成为正义的一方，对它们横加评判和指责在这种思维方法下，恐怕没有哪种植物能逃脱变成杂草的命运。
所有这些杂草的定义都是从人类的方面出发的。它们是妨碍了人类的植物。它们抢夺农作物的营养，破坏园艺设计师精心的布置，不按我们的行为准则生存，还给游手好闲之人提供了讨厌又坚实的藏身之处。但它们是否可能有一个植物学的，或者至少是生态学上的定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杂草们可能具有生物学上的亲缘关系，事实上被叫作杂草的植物遍布每一个植物类群，从简单的藻类到雨林的大树。但它们至少有一个行为特征上的共同点：哪里有人类，它们就在哪里欣欣向荣。它们并不是寄生虫，因为即便没有了人类它们一样可以生存，但我们就像它们的绝佳拍档，只要有我们在侧，它们就能发挥出最好水平。最重要的是，它们利用了我们搅乱世界、打破所有常规的时机。假如我告诉你，如今世界上杂草生长最繁盛的地方正是那些除草最卖力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这是句废话；但这句废话应引起我们的思考，除草是不是令杂草越除越多？
作为人类的老朋友和追随者，杂草与人类比邻而居的画面十分中性，并无太多恶意侵扰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发挥着许多积极的作用。我们与许多杂草都保持着共生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类从中获得的益处一点也不比植物少。
许多被我们称为杂草的植物都有着非常高的文化价值。雏菊在英国有35种以上的别名；虞美人这种英国本土的野花，象征着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士兵的怀念。孩子们尤其容易注意到身边的杂草，大人眼中的坏名声和惹人厌的品质，却可能颇得孩子的欢心。他们把鼠大麦的种子挂在头发上，拿车前草当手枪更是他们玩熟了的游戏；不仅如此，天性好奇的他们还总能迅速发现新来的物种。
J. K. 罗琳明白孩子们对奇异植物的迷恋，所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里有一大堆怪异诡秘且让人讨厌的杂草。巴波块茎是一种黏稠的、黑色的、像鼻涕虫一般的植物，它能够蠕动，且周身长满满是脓液的肿块，皮肤一旦碰到就会长出疖子。魔鬼网是一种可怕的藤蔓植物，无论哪个倒霉蛋靠近它，都会立刻被它的枝蔓卷住。有趣的是，可以解除魔鬼网威胁的是一句与蓝铃花有关的咒语，而蓝铃花正是一种“好”植物，而非杂草。
“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是当今世界一个十分寻常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事物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这让双方都不知所措，但有时也会带来新的契机。杂草就是这庞大的外来大军中的一员，所到之处，它们总是不受欢迎。倘若简单地把我们对外来植物的态度与我们对外来人口的态度相对比，或是轻佻地认为人们对入侵植物合理的担心乃是某种植物版的仇外，都是不对的。杂草带来的问题是确有其事、客观存在的，而我们给予它们的反应和解决方法也往往是理性的。不过，我们在文化层面对外来者的回应却都十分相似。杂草的典型形象是不被信任的入侵者。它们抢走了本属于本土植物的空间和资源。它们的粗鄙使它们成为了植物中的底层公民。它们那往往来自异邦的出身和几乎总是异端的行径，都在不停挑战着我们忍耐的限度。我们有没有对它们多一些忍耐并尝试着接受它们，或者努力阻止它们离开原生环境、入侵我们精心雕琢的小天地？这熟悉的多元文化的难题，竟在杂草生态学中也得到了重现。
人们最担心的是意外融合所带来的后果。杂草在全世界内取得的优势可能会令全世界的物种趋向于单一，有特色的物种和当地的物种会被侵略性强且在任何环境都能生长的物种驱逐出去，后者被政治学家斯蒂芬迈耶称为“适应能力强的多面手”。“总会有足够多的生物不断地覆盖着这个星球，”他在他的著作《荒野的终结》中写道，“但覆盖着的生物却不再相同：它们的多样性越来越小，来自异乡的物种慢慢的变少，越来越没有新意，越来越难让人感受到我们灵魂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赞叹。ECO会围绕人类形成，大自然中缤纷让位于单调，瑰丽让位于苍白，喧闹让位于死寂。”
这一切已发生。早在20 世纪初，许多常见的杂草已是遍布四海。例如蕨菜、繁缕、萹蓄、小酸模、异株荨麻和旋花，这些本是英国的土著品种，如今足迹也遍布五大洲。无论是欧洲、北美洲还是澳大利亚，城市里最常见的杂草品种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传播最广的杂草都来自欧洲，这是当年的殖民统治所遗留下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副作用。不过，如今的世界贸易为所有潜在的杂草都提供了同样理想的机会。于1977 年汇编的“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前十八位名单中，只有三种欧洲植物藜、田旋花和野燕麦。剩下的大部分是来自热带的凶猛杂草，包括排名第七的丝茅和排名第一的香附，而香附更是被公认为“世界上危害最大的杂草”。
不过，我们也不应以偏概全，拿最具侵略性的杂草的特性来评判所有杂草。杂草即便是最凶猛的入侵物种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些好处。它们为废宅弃院装点绿意。它们顶替那些被人类逼至濒危的脆弱植物，顽强地生长着。它们愿意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扎根无论是经历炮火的城市，还是墙壁上的一道裂痕为那些被夺去生机的地方细腻无声地注入自然的气息。从这个方面来看，它们是充满矛盾的。它们追随人类的足迹，倚赖人类才能生存，但却固执地不肯按人类的规则出牌，离经叛道而这，也正是“野性”的真谛。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在他著名的双行体诗中赞美了这种与生俱来的独立性：“让野性与潮湿留下/ 愿杂草与野性长存。”（尽管他看到的所谓杂草只是各种常见植物。）杂草的文化史是一个尚未解开的悖论，对此，另外一位诗人约翰克莱尔描述得十分精准。“我捕捉着辽阔田野上的缤纷颜色，”他写道，此刻的他正“狂喜”地盯着北安普敦郡的麦田，他是这里的一名除草工，“一块块不一样的颜色的作物，像一幅地图；古铜色的三叶草正盛放；晒成棕绿色的是熟透的干草；颜色略浅的小麦和大麦与放着耀眼光芒的黄色田芥菜混着；鲜红的玉米穗与蓝色的玉米棒如同落日晚霞，绚烂的颜色饱满地洒向整片土地；农田笼罩在这摄人心魄的美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我们想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去，处理让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杂草，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也无法忽视它们的美、它们的丰茂，更无法忽视一个事实它们正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大部分植物的原型。被人类忽视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多杂草也许正努力维护着这个星球上饱受创伤的地方，不让它们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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