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8国际安徒生奖公布，日本作家角野荣子和俄罗斯插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分别摘得作家奖和插画奖。中国插画家熊亮第一次进入插画奖的短名单，获奖呼声很高，但最终未能得奖。
去年八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世界插画大展：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展”的发布会上，熊亮曾谦虚的表示，在这些作品面前，清楚自己“尚有距离”。
国际安徒生奖创办于1956年，是儿童文学界唯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奖项，素有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之称。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是这个奖最初的赞助人，而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项的是《长袜子皮皮》的作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该奖一开始只设有作家奖项，10年后才新增了插画家奖项。1966年，第一个“国际安徒生插画奖”授予了瑞士插画家阿洛伊斯·卡瑞吉特（Alois Carigiet）。
本文原标题《你看到了什么？——国际安徒生插画展侧记》，刊载于2017年第39期。
让我们从孩子开始，将这个上下颠倒的世界重新引入正途。孩子会为我们指引道路。——叶拉·莱普曼
在国际安徒生插画展上，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作为成年人的惶惑。失去了文字的扶持，独自面对画面，好像面对一个巨大的认知空洞，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我试图按图索骥，以逻辑去推理画面中每一个元素落在每一个地方的原因，希望由此推导出作者叙述一个故事、或者表达某种思想的匠心，结果更是误入歧途。
视觉是我们最重要的感官，占据了大脑50%的资源。虽然文本也是视觉的，但图像是更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给文字配上有效的图片和视频，能极大提升注意力、短期与长期记忆、可信度。在神经学上，这被称为“图像优势效应”( Pictorial superiority effect)。一系列研究都验证了这个法则。比如一条信息如果是口头传达给你的，72小时后你也许会记得10%，但如果加上一张图片，这个比例就会增加到65%。所以，比起文字、表格，我们对视觉其实有更天然的敏感的。但是，为什么这些画让我感到如此的束手无策？
当然，有一些画，我能辨认出来。比如月光下的野兽国、小猩猩威利、小青蛙弗洛格……过去十几年来，随着童书市场的繁荣，这些形象慢慢的变成了中国孩子童年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画会触动某些属于个人的特殊记忆，比如一幅画中一只穿着风衣、貌似极高傲的青蛙女士，那件风衣的款式与一个朋友去年冬天穿过的一件大衣竟然一模一样。
站在一幅题为《国王的使者》的插画前面，尽管对故事一无所知，但两个小动物挨着身子一起看夕阳的背影，在极为简单的构图里，却让人感到气韵悠长的温柔和宁静。
有一幅画是粗布旧服的灰姑娘在池边洗衣服，水中映出一个华美的世界，天鹅水龙头往外汩汩的冒水，手捧白色玫瑰的少女一身白裙，面孔清丽无双，一瞬间仿佛时间停止了。人不要能活在梦里，但没有梦的人生要如何过的下去？
还有一些画面让人惊奇、困惑，比如一只鸭子与死神的相遇，死神顶着一个硕大呆萌的骷髅头，身如幼童，手握一朵郁金香，神情优雅温柔，衬着象牙色的背景，几乎带着圣洁的光；而鸭子则扭着长脖子往后看，动作滑稽，眼神忧惧。画面有些沉重，却并不感伤，反而透着一种古怪的幽默感。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幅画的作者是沃尔夫·埃布鲁赫，今年林格伦纪念奖的得主，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故事《是谁嗯嗯在我的头上》，主角是一只倒霉的小鼹鼠，刚爬出地面就被人拉了一坨便便，于是到处去寻找到底是哪个坏蛋“嗯嗯”在他头上。然后这本书就随着小鼹鼠的一路追踪，告诉小朋友每一种动物的排泄物形状如何不同……
还有一些画非常陌生，画风奇特，连作家的名字都得才能查到，比如法尔西德·马斯哈里（Farshid mesghali），一个绘本画家，但他是国际安徒生插画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奖时才31岁。
他的《小黑鱼》是讲一条小黑鱼想要游过逆流，到达大海的故事。这本书出版时，伊朗正处在霍梅尼统治的后期，一边是宗教政权的偏狭，“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另一边则是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深切渴望。只有了解了这一切，你才能明白，这本书真正的内涵是在讲自由、限制以及人类可能性。如小黑鱼在书中所说，“也许，生命还有更多；也许，世界远甚于我们的溪流。”
绘本作为一种艺术的独特之处在于图文的结合。130多年前，英国插画家鲁道夫•凯迪克第一次大幅度的提高插画在叙事中的功能，而不单单是作为文本的装饰，从而正式宣告了“绘本”的诞生。之后，图画在绘本中的比重慢慢的变大，不仅占据了大部分空间，而且承担了传递信息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慢慢的出现以插画为主，文字为辅的新形态绘本，比如美国插画家艾瑞克·卡尔由色纸拼贴而成的《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么？》、《很饿很饿的毛毛虫》等，画面丰富明亮，文字极少，不仅传递一个令人愉悦的儿童故事，其自身也是设计的杰作。
所以，今天我们称这些画家为“插画家”是不大公平的。一直以来，插画与绘画之间最大的分野就在于，一为工艺，一为艺术，一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个则是为了自身创作的目的。但今天，这个界限早已被打破。慢慢的变多的绘本中，“插画”不仅仅服务于故事的目的，而且常常是创作性的、个人化的、以及诗意的表达。
图与文之间彼此成就，也互相限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才是绘本的根本所在。但如果抽离了文字，抽离了故事，抽离了书本身，而仅仅作为一两幅插画挂在墙上，还剩下什么价值呢？
两年前，我在上海采访知弘美术馆的馆长松本猛时，就向他请教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是日本著名绘本画家岩崎知弘的儿子。岩崎知弘一生留下9400多幅作品，绝大多数是画儿童的。她去世后，松本猛和朋友想找一家美术馆举办一场她的纪念作品展，却被一家家美术馆以“绘本不算美术作品”为由拒绝。这种偏见激发他用母亲的旧居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绘本美术馆。
如今，亲眼看着展馆里这一些孩子，着魔一般的驻足画前，一下子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一些孩子仿佛有进入这些插画的天然通道，而他们独特的心智与这些画之间似乎会发生天然的化学反应。一个小男孩踮着脚尖，在数安东尼•布朗笔下的那只大猩猩有几根睫毛；另一个小男孩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的向旁边的母亲报告，“妈妈，你看，这个妈妈也很生气，她背后的那棵树都着火了”。
一个小姑娘静静的坐在青蛙弗洛格的雕像前面，膝盖上放着一本素描本，正在临摹一张弗洛格，居然深得作者的精髓。线条简洁，笔触温柔，嘴巴只有一条简简单单的线，却似乎能传达各种复杂的情感。
意大利插画家罗伯特•英诺森提的《灰姑娘》前面挤了好几个孩子，七嘴八舌的在讨论到底哪个是邪恶的继母？那幅画画的大概是灰姑娘第一次出现在王子的宴会上，一袭优雅华丽的白色长裙，几乎所有人脸上都带着惊艳、欣赏、不可思议的表情，但也有几个人的表情与身体语言好像有点奇怪。
还有一个小女孩显然被一双灰姑娘的鞋子震到了。那不是一双优雅的水晶鞋，而是一双高跟靴子，厚厚的高跟，尖尖的鞋尖，上面拼贴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剪纸，尤其是背景的大红色，红的如此鲜艳、饱满、霸气，令人神为之夺。
这幅画的作者是柯薇塔•巴可维斯基（Kveta Pacovska），一位89岁的捷克女画家。她是在成为母亲之后才开始尝试为儿童创作绘本。在此之前，她已经是一位成名的设计师、艺术家，游走于艺术创作与平面设计之间，举办过多次个展。她深受现代艺术熏陶，醉心于康定斯基、克利、米罗、毕加索等艺术家的作品，发展出构图明确、行色明快的视觉风格。但自从1984年出版第一本童书以来，她几乎每年都要有1-2本童书出版，带着一颗“永不停滞的创作之心，孩子般一路狂奔”。
柯薇塔总是宣称：“我是艺术家，不是说书人。我的图画不是用来解释文本的，它们自身就是文本。”比如这本《灰姑娘》，故事如何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是其中丰富大胆的视觉元素，各种剪纸拼贴、色块平涂、是关于颜色、形状、线条、空间切割的魔法，也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直接上手的游戏与实验。
在这一点上，她与英国绘本画家安东尼·布朗可谓心灵相通，事实上他们两人作品前面的孩子也是最多的。安东尼·布朗小时候经常和哥哥玩一种“形状游戏”，规则很简单，一个人先随手画一个抽象图形，另一个人用不一样的颜色的笔把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虽然只是一个游戏，却浓缩了创造的艺术。
长大以后，他发现这样的游戏并非他和哥哥的独创，而是全世界的孩子都在玩。不仅全世界的孩子都在玩，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也在玩，比如《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奇的形状游戏，背景里隐藏着无数变形与秘密。后来，他画了一本《威利的画》，小猩猩威利把蒙娜丽莎变成了大猩猩，在她的怀里塞上了一个玩具威利……
真的是孩子天然的与图画更亲近吗？还是说，是因为这些作者与童年如此接近，他们与孩子在认知、审美、情感上，都有着某种本能的联系？所以，孩子们更容易掉入他们所创造的那些异想世界，无论惊奇的、精致的、凝练的、甚至阴暗的？然后，在这些世界里，孩子发现人生最初的诗意、艺术、尊严、忠诚、正确与错误、悲伤与希望……
美国绘本画家莫里斯·桑达克曾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才华，那绝不是我比别人画的好，而是我能记得别人早已忘却的事情：童年时代某个特定瞬间的声音、感觉与图像，以及其中的情感质地。”
作为犹太二代移民，桑达克从小在一种哀悼的气氛中长大。父母和周围的大人灌输给他一种“负罪感”——日常生活的一切愉悦都是罪恶，因为他可怜的亲戚们正悲惨地死去。在街上玩球是罪过，连笑都是一种罪过，因为集中营里的小孩不能笑，不能玩球，你怎么敢快乐？
然而，正是在童年痛苦的阴影中，孕育出他独特的才华与艺术——所有黑暗的想像、邪恶的投影，逃亡的冲动，悬置于梦境与清醒之间。他笔下的孩子常常是无礼、野蛮、专横的，他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儿童内心强烈的挣扎，那些被压制的，或者无从表达的，对自身，对于所爱的人的焦虑、恐惧和愤怒。他认为，只有真相才是真正的抚慰。
没有人比桑达克更诚实、更深刻的呈现了童年的本质。他的影响不仅限于父母与孩子，更在艺术、文学、以及教育领域。《野兽国》一开始备受争议，但如今慢慢的变成了西方式童年的一部分。2012年，他去世时，《》这样写道，“莫里斯·桑达克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童书艺术家，他使绘本走出一个安全无垢的世界，并将其投入一个黑暗、令人惊吓却又难以忘怀的美丽心灵境界。”
桑达克是第三位获得“国际安徒生插画奖”的画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本土插画家，尽管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绘本的繁荣程度与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但是，安徒生奖一直强调“世界性”与“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这个奖项表彰的是创作者一生在儿童文学与艺术领域的建树和贡献，一生只能获得一次。遴选标准很严格，除了文字、插画的美学、文学质感、创作者能否从孩子的角度看待事物，能否让孩子延伸好奇心与想像力等之外，还有对儿童事业的投入程度。比如安徒生奖从未颁发给美国作家E.B.怀特，虽然他写出了儿童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但他一生的重心并不在孩子身上。
这与国际安徒生奖本身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奖项的创始人之一叫叶拉·莱普曼，一位杰出的德国女性。她1891年出生在一个德国的犹太家庭，从小接受自由主义教育，二战期间被迫流亡英国。1945年，她作为美国军方的妇女和青少年问题专家回到德国，参与战后重建。
她发现，在战后的德国，孩子们所匮乏的，不单单是食物、药物、衣服，还有精神与心灵上的——他们要伟大的童书帮他们理解自己的遭遇，让他们重新与世界建立连接。
时期，所有的童书都被禁止、焚烧，“他们毁灭了想像力的基础框架，就像他们摧毁了道路系统。”莱普曼决心重建这个系统，但她的预算里并没有购书的经费。她给很多国外出版商写信，向德国曾经的敌国恳求捐助，最终获得4000多册童书的捐赠，最终于1946年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童书巡展。这些书之后又成了著名的慕尼黑青少年图书馆的建馆基础。
1953年，莱普曼女士还牵头组建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一个总部在瑞士苏黎世的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在儿童与图书之间架构起一个积极的阅读桥梁，“通过童书促进国家间了解”，“使世界各地儿童都有机会接触到具有高文学水准和高艺术水准的图书”。国际安徒生奖正是于1956年由这个联盟设立。
对于莱普曼女士，我深感共鸣的一点是，这样一个世界的很多麻烦都是由“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造成的。她相信，童书能重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如果战争真的已结束，如果一个人要相信和平共存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童书就是和平的第一条信息。”
而我相信，童书不仅仅可以重建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理解，还能重建成年人与“内心的孩子”之间的连接。正如一位哲学家曾经告诉我的，成年并不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从此固化在那个成熟的状态里了。事实上，生而为人，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时常回到孩子的状态。当你很有安全感的时候，比如少年好友相聚，就可以在某一些程度上回到孩子的状态，恢复童年时的快乐、喜悦、与感受力。参观这样一场童书插画展其实也有同样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