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战败，居住在中国的大量日侨被遣返回国。混乱中约3000名未满13周岁的日本儿童被父母遗弃或送人，留在了中国，他们被称为日本遗孤。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近3000名日本遗孤（以下简称“遗孤”）携带子女赴日定居。赴日后，大部分遗孤及其子女又通过连锁移民的方式带动大量中国人（最重要的包含遗孤的共同生活的亲属）移民日本。遗孤拥有完全日本人血统，自出生以后未曾改变过日本国籍，被称为“遗华日侨”。然而，他们的子女（以下简称“遗孤子女”）在中国出生、成长，拥有中日混合血统，赴日前均为中国国籍。日本“华侨华人事典编集委员会”明确将遗孤子女定义为新华侨，并在分类上将该群体置于旅日新华侨之首。遗孤子女是日本华侨华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定义分类上，均在日本华侨华人群体中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遗孤子女一直被日本社会和学界所遗忘。2000年以后，遗孤子女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大多分布在在该群体的就业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首先，在就业上，大多数遗孤子女拥有频繁跳槽的经历。尤其对于20世纪90年代赴日者来说，只要没有考取日本劳动市场的相关资格证书，他们在中国培养起来的职业技能就不会被认可，因此，该群体被排斥在劳动市场边缘。由于移民年龄以及旅日时间不同，遗孤子女的生活经历也迥然有异。然而，日本社会倾向于将遗孤子女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加以区分。孔风兰将遗孤子女分为“国费移民”与“自费移民”两种，并指出两类人群在求职、工作经历、劳动环境上均存在比较大差别，“自费移民”明显处于劣势。其次，在身份认同上，大久保明男认为，遗孤子女“尽量向纯粹的日本人或纯粹的中国人靠拢，同时又坚持不被两者完全同化”。大桥春美指出，遗孤子女是一种“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人的模糊存在”。张岚认为，遗孤子女在身份认同上已经超越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种二选一的局限，他们不再纠结于国籍，而是正在构建更为丰富的、多面性的身份认同。
以上研究均以遗孤子女处于某一时间节点的生活状态为焦点，并未对该群体的生活史进行纵向分析。关于遗孤子女的旅日生活，在遗孤研究领域“虽然有零星的信息，但是他们的整体情况并不清楚，与大量的遗孤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其中，有关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赴日者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都将80年代后期以来的赴日者——留学生、劳务研修生、高技能劳工、日本人配偶、高品质人才（IT技术人员等）和富人阶层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而遗孤子女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赴日定居的中国移民，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却一直未受到关注。基于以上学术史梳理可知，遗孤子女在遗孤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均被双重边缘化了。
遗孤子女拥有怎样的移民经历？定居日本后经历了怎样的社会融入过程？身份认同又是如何变化的？这些学术问题仍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有鉴于此，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赴日定居者为例，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通过对其移民、转学（入学）、升学、就业、结婚、育儿、职位晋升等主要生命事件的分析，阐明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40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过程。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中国的日侨遣返工作持续至1958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遗孤未能成为遣返对象。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未归还者特别措置法》，实施“战时死亡制度”，宣布遗孤已在战争中死亡，并抹消了他们原有的户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遗孤回国带来转机，然而，日本政府将遗孤回国视为个人层面的问题，截至1981年，仅有少数遗孤回到日本。
1981年，日本政府开始组织遗孤“访日调查”，正式为遗孤回国提供官方援助。然而，相关入境政策仅适用于身份判明（即已找到日本亲属）且回国已征得日本亲属同意的遗孤。截至1986年，458名身份判明的遗孤回国定居。日本人未曾想到曾经的战争受害国会将加害国的子女抚养成人。加之这些遗孤早已被日本政府宣布死亡，他们的到来出乎日本社会所料，日本政府未能及时制定相应的接纳措施。根据日本文部省教育助成局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近1800名遗孤子女陪同父母移民日本。移民时他们未满16周岁，大多数人处于接受中小学教育阶段。日本学界指出，1986年以前赴日定居的遗孤子女，是战后日本社会迎来的第一波大规模的外国移民。
1985年，日本政府实施身份保证人制度，自1986年起该制度得以有效落实，身份未判明的遗孤也可以回国定居。然而，虽已判明身份但回国未征得日本亲属同意者仍然不能够满足回国条件。1989年，政府实施特别身份保证人制度，意在寻找身份保证人来替代亲属行使应有的职责，然而，几乎无人愿意充当亲属角色。1993年12月，特别身份保证人制度得以改善，遭受日本亲属反对的遗孤也有资格回国定居。由于入境政策逐步缓和，1987—1993年，有1322名遗孤回国。然而，按照入境政策，遗孤回国时仅可携带配偶和未满20周岁的子女。成年子女不但无法享受日本政府的援助，而且先前赴日的遗孤如果未实现经济独立，成年子女便不能移民日本。据推算，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有近2200名遗孤子女陪同父母赴日定居。这些子女移民时处于17岁至20岁之间，正在接受高中、大学教育，或者刚入职不久。
1994年，日本政府颁布《有关促进遗华日侨顺利回国及回国定居后的自立支援之法律》。此后，凡是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遗孤者均可回国。自1994年起，约有770名遗孤回国定居。如前所述，受入境政策限制，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有近6000名成年子女以遗孤家属身份自费赴日定居，大多数人移民时处于20岁至30岁之间。概观遗孤家庭的整体移民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20年，已有2818人被认定为遗孤，其中2557名遗孤及近1万名遗孤子女已定居日本。由于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移民日本的遗孤子女为研究对象，在后文中如无特殊说明，遗孤子女特指1986年以前赴日定居者。
本文的理论框架是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有四要素：时空位置（历史背景和文化、制度、政策等）、相互关联的人生（社会关系）、个体能动性和时机。生命历程理论的本质问题是时机问题，也就是对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相互作用的理解问题。社会时间指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的变动，例如社会变革、经济变化以及政策、法律的变更等；个体时间指个体的生命事件时间；家庭时间指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家庭内部的位置变化及角色转变过程。首先，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同时密切进行。具体地说，“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的生命历程，以及作为集体的家庭的时间紧密关联”。尤其是当遇到重大事件（例如本文中的跨境移民）时，个体行为与家庭需要紧密相连，体现于家庭策略之中。其次，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会受到社会时间的影响。同时，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又通过家庭时间链接起来。除时机外，状态的维持的时间和生命事件的顺序也是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概念。
在研究以家庭为单位的跨境移民时，多重时间一起进行的视角特别的重要。然而，目前有关遗孤子女的研究均忽视了时间概念。从宏观层面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政府频繁更改入境政策，与此同时，中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遗孤子女及其父母正是在此宏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选择赴日定居。在微观层面上，遗孤子女及其父母赴日后面临各自的社会融入问题。换言之，两代人的个体时间一起进行。然而，他们的个体时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其表现形式便是家庭策略的变化。同时，遗孤子女的个体能动性与家庭策略的强弱、生命事件的顺序以及每个生活阶段的维持的时间又深受入境政策和社会情境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基于对18名遗孤子女和2名中学教师的深度访谈数据。首先，在调研对象选择问题上，本文之所以将居住在日本首都圈的遗孤子女作为访谈对象，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首都圈居住人数众多，研究有代表性。虽然遗孤子女在旅日初期分布于日本各地，但是为了享受都市资源，数年后大部分已迁移至首都圈。其二，首都圈拥有多个与遗孤相关的半官方性组织机构，有利于系统性地调研和数据回收。其次，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时为了使访谈数据更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笔者分四步进行调研，具体经过如下：第一步，笔者向位于首都圈的4个遗孤组织机构发出协助调查的请求。征得同意后，于2015年4月至12月对4个机构的77名遗孤实施了深度访谈。第二步，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笔者对遗孤访谈对象的子女（定居日本者共计199名）实施了问卷调查，回收89份（有效回收率44.72%），其中包含1986年以前赴日者（本文研究对象）18份。主要调查项目包括共同生活的亲属移民前的生活状态、移民选择、移民后的生活经历等。第三步，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笔者对89名问卷回答者实施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除共同生活的亲属的生活经历外，还包括移民后的“归属意识”、“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偏见与歧视”等问题。第四步，2017年7月对曾经教过遗孤子女的2名日本中学教师进行了访谈。
表1显示了18名遗孤子女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截至2020年12月，访谈对象的年龄介于44岁至56岁之间，其中15人于1966—1976年间出生，出生年份相差幅度不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赴日定居时，大部分人处于接受小学或中学教育阶段。此外，山田（化名）曾是东京都内的一名中学教师，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他教过100余名遗孤子女。田中（化名）同样曾是东京都内某一中学的教师，1984年她曾与就读于该中学的17名遗孤子女面谈，并将谈话记录和感想写入日记。本文将引用田中日记的部分内容。
本文根据年龄与实际生活状态，将遗孤子女的旅日生活史分为“激荡的小学与中学时期”、“中学毕业后的人生选择”、“就业与组建家庭”、“职业发展与育儿”和“开启新的生活”五个阶段。在不同的生活阶段，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状况存在很明显差异。
如表1所示，访谈对象No.14于1983年（14岁）跟随父母移民至日本，1993年（24岁）高中毕业。她在高中毕业典礼的答谢辞中这样写道：“回顾自己走过的这十年，痛苦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楚。苦恼过，也哭泣过。我曾想将所有的回忆付诸流水，而现实却是一件也忘不掉。”她为何想要忘记过去？所经历的“痛苦的事情”又指什么？以下结合访谈对象的经历，从家庭和学校生活两个方面阐明遗孤子女旅日初期的社会融入状况。
在家庭生活方面，遗孤（父母）因语言不通、年龄偏高等因素面临就业难问题。据《朝日新闻》报道，1985年以前约300多个遗孤家庭定居日本，其中九成以上不得已接受政府提供的“生活保护”救济而放弃就业。移民后，遗孤子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均陷入极度贫瘠状态。1981年，No.11跟随父母赴日定居。据她回忆：“80年代的家庭生活异常贫穷，全家人吃不饱饭，房子也极其简陋，没有浴室。”1986年，14岁的No.17赴日后转入当地中学一年级，据他回忆，当时有数十名遗孤子女在该校就读，他们因买不起体操服而借用日本学生淘汰的旧衣。更甚者没钱买饭，靠盗取学校附近菜地的萝卜充饥，而此时的日本主流社会早已实现全民小康。在就业困难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压力下，父母吵架成为家常便饭。中学教师山田回忆：“父母因被解雇或者受到周围人的歧视而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孩子精神错乱，在日本社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进入日本学校并非新生活的开端，而是噩梦的开始”。这是关于遗孤子女学校生活的线是一名初二学生，同年跟随父母赴日定居，三个月后，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她转入当地中学一年级。关于入学当天的情形，她这样回忆道：
校长说中国的教学质量比日本差，让我从初一开始重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时不理解校长为何会瞧不起中国的教育，况且我也过了上初一的年龄。当时日本完全不是共生社会，校长说在学校最好使用日本名字，说完就随便给我起了一个日本名字。我在无奈中开始了日本的学校生活。
实际上，结合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语境不难理解上述现象。首先，“文革”期间中国的学校教育秩序紊乱，遗孤子女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移民日本，与同年级日本学生相比，其学力自然低下。因此，“从中国来的孩子转入日本的学校后几乎均被降级”。然而，此时遗孤子女正处于敏感的年龄阶段，当他们被告知学习能力不够时，如同No.1一样，不免自尊心受到伤害。其次，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的包容度低下，教育系统尤其注重学生的同一性。遗孤子女作为战后日本迎来的第一波大规模外国移民，无论是不是已加入日本国籍，均被要求改名换姓，形式上与日本学生保持一致。根据中学教师田中的日记可知，1984年，在该校就读的17名遗孤子女中12人依然保留中国国籍，然而仅有2人使用中国名字。与此同时，学校将日本学生的言谈举止作为遗孤子女的学习标准，而视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生活小习惯为“恶习”，并加以“纠正”与“指导”。本文的访谈对象均有被班主任“指导”的经历。教师田中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遗孤子女所处的教育环境：
水上勉曾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球根”，让各式各样的“花朵”绽放乃教育界之工作。然而，当今学校禁止开出不同的花，他们都以为必须在学校绽放同一种颜色、同一种形状的花朵。如此气氛愈发高涨，并且以此来评价教师的能力。
再次，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日本社会的外国人接纳体制尚未建立，遗孤子女转入当地的中小学后未能受到特殊的教育援助。根据日本文部省教育助成局的调查统计，截至1985年，约90％的遗孤子女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进入当地学校，而这些学校均未单独开设日语辅导课程。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前期，日本社会迎来了中小学生“校园欺凌”高峰，“暴走族”的人数也达到历年来最高值，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在此社会背景下，遗孤子女由于来自经济落后的中国，加之语言不通，成为日本学生的首要攻击对象。访谈对象均表示，严重的歧视与校园欺凌经历贯穿于整个中小学时期。No.11上小学时因经常被同学殴打而一度失语甚至失忆。家庭生活贫困、语言不通、学力低下、遭受歧视及校园欺凌等经历，使得遗孤子女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教师山田这样描述遗孤子女的学校生活：
他们的精神负担很重。有的孩子不愿意走进教室，于是躲在厕所里等待放学，他们在厕所的墙壁上写满中国的诗歌、思念家乡的词语以及痛恨日本的话。也有的孩子不习惯跟日本学生在一起上课，于是偷跑出学校，然而又无处可去，只能利用月票在公交车上坐一整天。有的人因无法适应日本社会，返回了中国。也有的人没能很好地从学校过渡到社会生活而染指犯罪。更令人痛心的是，我有几个学生因为不适应日本生活，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移民后不久，遗孤子女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表现出强烈的内心纠葛。首先是关于身份认同，当他们得不到日本社会认可时便开始追问“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问题。其次是在文化认同上，在日本社会强大的同化压力下，他们逐渐感到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生活小习惯“低人一等”。如前所述，这与学校的“纠正”和“指导”密切相关。
遗孤子女在日语理解能力与学力不足的情况下，被要求以与日本学生完全相同的条件参加中考，其升学率可想而知。例如，1984年东京某一中学有15名遗孤子女参加中考，考入普通高中者仅4名。与之相比，当时95％以上的日本初中毕业生均能升入高中。关于遗孤子女中学毕业前夕的情形，教师山田这样回忆：
很多学生哭着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未来”。实际上，在东京都立高中单独开设招生窗口以前，对来到日本还没几年的学生来说，上普通高中这条路是被堵死的。我深切感受到学生对前途抱有很大的焦虑和失落感。
1985年2月，东京律师联合会向东京都教委提出申请，要求为遗孤子女单独设立高中招生窗口，同年3月，东京都教委受理此申请。1986年，东京都教委面向遗孤子女考生，在全国率先施行高中特殊招生制度，两所示范点高中在55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30名学生。然而，该招生制度为时过晚，大部分遗孤子女在该制度实施前已完成了中学学业。中学毕业后，一部分人（例如No.1、No.3）进入技校学习特殊技能；而更多的人（例如No.7、No.10、No.12、No.14、No.15）为了在中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日本社会立足，选择在工作之余进入招生门槛较低的夜间高中和大学继续深造。因此，如表1所示，这部分人在完成最终学业时的年龄普遍偏高。1982年No.10中学毕业后，经熟人介绍进入一家汽车零部件加工厂打工，下班后去夜间高中上课，1986年20岁时取得夜间高中学历，成为工厂的正式职员。1988年她报考夜间大学，因备考不足而落榜。一年后继续报考并被录取，1991年25岁时获得两年制夜间大学学历，并晋升为工厂事务所的文职人员。
移民时年龄较小的遗孤子女（例如No.2、No.4、No.5、No.6、No.8、No.9、No.11、No.18）较快地克服了语言和学力障碍，考入普通高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虽然遗孤子女已定居日本多年，但是其家庭经济条件并未得到一定的改善。根据1992年《朝日新闻》对就读于东京普通高中的遗孤子女的调研可知，每三人当中便有一人受家庭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中途辍学。高中毕业前夕，是否要进入全日制大学深造，成为遗孤子女面临的最大抉择。No.4在读高中期间成绩优异，虽然她期望进入大学学习，然而“父母没有正式工作，考虑到费用问题，终究是放弃了高考”。为了早日立足于日本社会，No.4在1988年（19岁）参加了国家公，并被邮政系统录用。如同No.4所述，她“并非想成为邮局职员，而是在所有的公中邮政系统的录取率更高一些”。换言之，为了尽快在日本建立生活基础，遗孤子女积极调整生存策略，发挥个体能动性。又如，1986年18岁的No.5考取某国立大学，但是在“优先经济、其次学业”的原则下，他放弃升学机会而选择了工厂劳动。1992年No.5经济自立后考入某夜间大学，继续深造。对于遗孤子女来说，“提高学历是早日立足于日本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
初中毕业后，遗孤子女关于“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逐渐减弱。然而，为了追求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该群体依然刻意抵触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生活小习惯，而该现象与其父母一代截然相反。因此，在家庭外部，遗孤子女尽可能的避免与中国元素相关的事物接触——如不与父母一起出门、不去中餐馆、不与其他华侨华人交往等。
20世纪90年代是遗孤子女融入日本社会的关键时期，具体可从就业和结婚两个主要生命事件来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劳动力紧缺。即使未持有普通高中或大学学历者，他们也能顺利参与至劳动力市场。如1988年No.3于美容技校毕业后进入一家美容院，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容师。又如1983年No.13移民日本后未能考入当地高中而进入食品加工厂打工，1987年20岁时他已熟练掌握日语，并成为该厂的正式员工。与之相比，大学以上学历者虽然在毕业前夕遭逢“平成萧条”，但是他们精通中日语言文化，对他们而言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并非难事。
20世纪90年代前期，大部分遗孤子女已达到结婚年龄，开始组建新的家庭。结婚前他们并不看重交往对象的国籍，然而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父母（遗孤）与结婚对象存在交流障碍，他们（例如No.1、No.9、No.13、No.16、No.18）一般是通过父母、亲戚或朋友的介绍，在旅日华侨华人当中或直接赴中国寻找人生伴侣。虽然一部分人拥有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也有少数人选择与日本人结婚，但是在论及婚嫁时他们往往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例如No.4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确定恋爱关系，然而她的父亲以“与日本人无法交流”为由迫使No.4与恋人分手。最终，No.4在父母的介绍与期待下，与同为遗孤子女的No.5结婚。又如1992年23岁的No.15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与日本人交往，对方是汽车制造厂的正式员工，对方父母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1993年当两人决定结婚时，却遭到对方父母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是“双方家庭地位相差悬殊”。
遗孤子女在就业和择偶时均会考虑或意识到自我身份。然而，伴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以及遗孤子女的就业、建立家庭等生命事件的发生，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及中国出身的自卑感降低，“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继续弱化。与此同时，逐渐培养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2000年以后，遗孤子女不间断地积累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职业生涯稳步发展。例如，No.8于1996年（23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房地产公司，2009年（36岁）升任该公司的销售部长。又如1995年No.16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大型商社的职员，2006年（36岁）辞职后开始创业。如表1所示，大部分女性婚后并未选择做专业主妇，她们在育儿的同时坚持工作。与持有高中或大学学历者相比，移民日本或初中毕业后不久便参加工作的遗孤子女，虽然一直处在较低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职业生活稳定。例如，No.13婚后一直在食品加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虽然辛苦，但是收入颇高。
在该阶段，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首先，在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问题上，遗孤子女使用中文与父母对话，而用日语跟子女交流。截至2020年12月，所有访谈对象的子女均不会讲中文。之所以造成此种现象，原因之一是子女对中文学习不感兴趣。No.4曾尝试教授过子女中文，但是考虑到“孩子本人不学，讲再多也没用”而中途放弃。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遗孤子女担心其子女因会说中文而遭受校园欺凌和歧视，遂主动放弃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如前所述，遗孤子女遭受过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因此在育儿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属性意识尤为强烈。例如，No.1表示“不希望子女经历与父辈同样的遭遇，所以决定跟他们只讲日语”。2002年，No.14将6岁的儿子送入音乐补习班，“若孩子因出身而遭到歧视，希望他能用音乐排解烦恼”。No.15在育儿方面则“比日本人更看重孩子的教养问题”。
其次，在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上，父母（遗孤）期望孙辈学习中国文化，主张遗孤子女对下一代做好传承教育。然而，孙辈不仅对中文不感兴趣，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也与遗孤划清界限。例如，关于语言文化和生活小习惯，No.1、No.4、No.15的子女经常提及“自己是日本人，祖父母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加以排斥。遗孤子女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左右为难，他们对于子女疏远中国文化而感到无奈。尽管如此，在该时期遗孤子女关于中日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逐渐消失。他们在移民日本后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生活稳定。
自2010年起，遗孤子女进入新的生活阶段，大部分人实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较好地融入日本社会。例如，2012年No.4在43岁时晋升为邮局课长，No.1也于2013年（49岁）进入企业管理阶层。2008年，No.14开始自营餐馆，No.8也于2009年（37岁）与朋友合伙成立房地产公司。No.12于2010年（46岁）晋升为某公司集团的子公司经理，2014年辞职后创办老年人照料服务机构。一部分低学历者也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跨越。例如，No.17的姐姐移民日本后不久便进入工厂劳动，婚后在工作和育儿的同时学习了“整体”技能，2011年开办了一家“整体院”。2017年，No.17也从一名工人转身为餐饮店主。
处于新的生活阶段，遗孤子女对自身的中日混合血统抱有自豪感，同时对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然而，2010年以后，当中日关系急剧紧张时，遗孤子女关于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再次显化。他们在日本生活近40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方便已加入日本国籍。不过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日本人或华侨华人身份，而是主张自己为“在中国出生而思考与行为方式已被日本化的遗孤子女”，强调其身份属性带有特殊的历史含义。具体的行为表现是对家族史的传承。访谈对象均表示，他们已将家族史，尤其是移民日本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下一代。他们告诫子女要做好自身并非纯粹日本人的思想准备，同时希望子女能以拥有中日混合血统为荣。如No.12和No.14所述，当他们当年决心作为日本人生存时，却被日本社会贴上中国人标签，受尽歧视，内心充满了纠葛。他们都以为有必要将家族史告知子女一代，以免子女重蹈覆辙。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通过对其移民、转学（入学）、升学、就业、结婚、育儿、职位晋升等主要生命事件的分析，详细阐明了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40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日两国在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存在比较大的发展差距。在该时代背景下，遗孤思乡心切，怀着“回日本过好日子”的想法携带子女赴日定居。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社会，尚未建立起外国移民接纳体制，未对遗孤子女提供对应的教育和生活援助。支援政策缺失、语言不通、学力低下、强大的社会同化压力、“校园欺凌”等多重境遇，使得遗孤子女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内心纠葛。然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遗孤子女积极调整生存策略，不间断地积累必要的人力资本，“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也逐渐弱化。面对日本主流社会的同化压力，他们不得已表现出继续抵触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面，这也是他们的生存策略之一。2000年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遗孤子女在日本建立起生活基础，生活趋于安定，有关中日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也随之减弱。随着子女一代的成长，在家庭内部，身份和文化认同出现非常明显的代际差异。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家庭环境下，遗孤子女积极认同中日两国文化，尊重不同的思维方法和生活小习惯，同时强调其拥有中日混合血统的自身属性。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两点。首先，本文阐明了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40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动态，是一个特殊华侨华人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如开篇所述，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移民至日本的遗孤子女这一群体为国内外学界所忽视。本文通过一系列分析社会时间（中日社会语境）、遗孤子女的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的相互作用，尤其详细阐明了遗孤子女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生活史，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本文也是一篇有关外国移民的旅日教育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日本的外国移民中小学教育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作为战后日本迎来的第一波大规模外国移民，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他们在特定的年龄阶段遭逢了特定的社会事件（强烈的社会同化压力、“校园欺凌”、高中升学难、“泡沫经济”等）。外国移民的这段特殊的旅日教育经历不应被埋没。本文亦为国内外的移民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以及日本教育社会学领域提供了参考。
摘自：张龙龙、王维：《遗孤子女在日本的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基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