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生命的延续离不开文化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植根于其文化生命孕育的土壤。这个土壤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包括其面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具有自身的历史和民族特征，因而其展现的文化生命具有鲜明的特点。必须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积极融摄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当代文化及外来文化，以文化达成共生的观念，才能展开跨文化的正常交流，形成真正的文化精神共同体。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是其民族文化精神的延续。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文明已经消亡，因为其文化生命走到了尽头，而依然闪耀的人类文明成为人类思想的源头。比如，中华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古希腊文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古希伯来文明的一批先知及古印度文明的释迦牟尼等人的思想，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持的开放姿态，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精神，一直滋养着几千年的人类文明。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走入低谷时，就是需要反省和自我革命的时候。恰如希腊文化在衰落后并没有走向解体，而是在经受外来的犹太文化的浸染后，创生出基督教文化。这样的融合创新成为下一阶段文化勃兴的必要准备。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灿烂文明的存续背后经历的是不断的斗争、融合以致创生。新的世纪已走过五分之一，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反省，是思考民族复兴的根本立足点。
地球上若干文明经过历史的选择，有的已经被淘汰，有的绵延至今仍旧散发着光辉。一个民族的延续，从弱小到强大，根本动力在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生生不息。民族在延续的历史进程中有辉煌的时期，也有危机的时刻。经历磨难而顽强延续下来的文化精神，都经历了辩证发展的过程。
自夏商周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几经跌宕起伏，登过顶峰，掠过低谷。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遵循“天人合一”原则，重视生命情感的实践体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其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关系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探讨的焦点问题，天人合一是其精粹概述。从东周末年天下大乱的时代背景中诞生的诸子百家，到儒学独尊，经由经学的发展，直至佛学引进，历史催生了宋明新儒学，由此传统中国走到思想的顶峰。从尊儒并融进道、佛精髓，形成儒释道的文化精神传统，背后隐含着一条主线，即对“心”的体悟。从孟子的“心之四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①到宋明新儒学对心的发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②，延续的是“天人合一”的生命体验的文化路向。
历史地看，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曾历经辉煌，在魏晋之后受到冷落。但在佛教传入后却展现出新的文化生命力，宋明新儒学更是融合、借鉴了佛教的文化思想，形成以儒家为基础、道佛互参的新境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曾一度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境界。可惜的是，历史错过了这一机会：一种使中国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的可能。有学者推断，如果沿着这个路向，千百年来中国人传统的主奴文化关系似乎能够被打破，并可能由此开拓民族文化勃兴大业。遗憾的是，满清入主中原打乱了这一历史进程，民族文化的血脉几经波折。以致后来文人只能埋头于乾嘉学问，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文化血气依然流动不息。比如《红楼梦》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映现，其中许多人物角色潜移默化地传达着民间传统文化精神：薛宝钗的儒家个性、探春的法家做派、迎春的道家态度、惜春的佛家心境……这些人物的处事方式对败落的贾家都没有起到作用，这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曹雪芹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精神的失望。然而，这种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反省（能力），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生命生生不息的体现。
文化精神也是不可拒绝的，这种精神是近代无数文人无畏前行的精神动力。近代以来，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开始，再到制度的模仿，进而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在于国民性，开始了一个世纪的改造。以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历史并没有朝着设想的方向前进，以西方文化为目标的改造遭遇水土不服，直至失败。而许多学者往往无视这种对西方文化的水土不服，藉口“启蒙被救亡掩盖”，文化生命的拯救必须让位于民族危机救亡。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似乎被延宕了。这期间不乏在文化上进行思考与呼喊的有识之士，在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争辩中，出现了许多关注民族文化命运的清醒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明白，文化生命的存续不是观念的解放，而应在实践中体悟其重要性。比如，在战争中显现的民族大义精神正是民间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知而践行的品格是民族文化精神中始终没被消灭的存在。这种精神力量无法简单地被外来文化所取代。
西方文化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从柏拉图到近代，一直秉承对理念的信仰，坚信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存在，“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模仿”观念深入人心。因此，为了让世界更加完美，西方从始至终坚持对世界的改造理念，以求得对理念世界更加完美的追求。为达到对理念的完美模仿，西方人非常努力。这一切依靠的是理性崇拜，相信理性能带领人进入完美的世界。
进入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世界历史，理性不断被怀疑。理性最终无法回答休谟的质疑：人类如何能从事实里推出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即能推出必然的价值么？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价值：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恶不能被掩盖，它只会带给人无穷的痛苦，甚至倒退，不能把恶的行径当成必然。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背后只是资本列强对地球资源的无尽掠夺。“强权为公理开辟道路”（黑格尔语）了么？萨特对此早就批判：理性无法消除人类的罪恶。“一切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邪恶，都无法用理性来救赎，邪恶若发生，就无可挽回地成了人类的耻辱和罪孽，它不可被逻辑地还原为必然性的一个环节，然后轻松地把它抹去。”①也就是说，活在当下的每个人都是无法还原的，邪恶是无法救赎的。萨特对奥斯维辛集中营造成的苦难的反省是对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深刻剖析。
轴心时代的地球，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自身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辩证法。“对于现存事态，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它还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态必然归于消灭的理解。”②这个辩证法体现在，如果一种文明缺乏对自身的革命，对外来文明的包容、学习与融合，就难以形成新的文明样式。例如，古希腊文明在走向衰落之时，犹太文明进入希腊文化，并与之融合，经历改造，形成新的文明样式。有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的诞生。正是希腊文化接受了犹太思想中原罪观念（对理性的批评），最终使基督教得以形成。海德格尔晚年对东方思想很重视，在他的书房里挂着老子思想的条幅：“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③，这就是对中国思想的认同。反过来，从这个方面说，中国文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可能远超于西方人自己的理解。由此，我们正真看到这种文化交流未来发展的端倪：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互补或借鉴，或许是下一次文化生命爆发的前提。文化生命的延续和再度辉煌需要进一步融合，文化生命的活力除了自身的反省外，接受外来文化的启示和洗礼尤其重要。文化生命需要敞开胸怀，去接纳和融摄更广大的异质文明，这是自身得以更新和新生命诞生的源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