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认知中，高等教育是个人自我实现之路，也是社会公平的平衡器。但高等教育是否如人们所愿促进了社会流动？在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中，教育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为何？
本期书单以“教育、阶层与社会流动”为主题，精选七本书籍，分别从高等教育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文化及社会资本与精英的再生产、向上流动的伦理困境等角度，对以上问题作出了回应。PUP 的作者们指出，看似公平的高等教育中隐藏着难以察觉的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进行更广泛的系统性社会改革，关注社会流动中的经济、文化、情感和伦理因素，才是促进教育公平的良策。
高等教育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作用为何？它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高等教育能否促进社会流动？在美国，高等教育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既能够最终靠教授给学生的技能和知识，改变个人的命运，提升社会经济地位；但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制度本身，又可以复制乃至固化社会不平等。
人们常认为大学会为一个人打开机会之门——不管一个人的背景或教养如何。但在 Can College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一书中，两位当今顶尖经济学家认为，仅靠高等教育无法克服社会不平等的持久影响，也无法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提供明智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不平等在几代人之间不断产生，那些因为出生在高收入家庭而一开始就有“优势”的孩子，随着他们生活的进步，往往会保持或扩大他们的优势。随着这一些孩子长大成人和为人父母，他们将自己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孩子，这一过程将持续一生。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发展自己的能力、在大学申请中体现自己能力的过程中、在高校学习乃至于参加工作后，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平等贯穿高等教育的前后，在大学教育前已经显现。
在基础教育时期，如果学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和大量的鼓励和支持，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会容易得多。而富足的家庭，对教育更了解，早期投入更多，面对危机也有更好的保障措施。而在大学教育之后，劳动力市场中的力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在减少不平等和促进流动性方面的作用。即使学生离开大学时都拥有相同的技能和证书，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也不会表现得一样好。社会经济制度与力量决定了学生从事的职业以及他们的报酬，而这些制度本身并非公正，而是存在着广泛的性别、阶层分野。
因此，学生成长和教育环境的日益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辈的不平等造成的，而父母的不平等又受到劳动力市场、住房和医疗保健政策以及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系统，与社会中的就业、收入、储蓄和再分配系统联系紧密。
Sandy Baum 和 Michael McPherson 记录了不一样的种族和经济背景的儿童成长的截然不同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并解释了为什么社会需要持续努力促进公平，来提供尽可能广泛的高质量早期儿童和K-12教育。作者觉得取消大学学费、用线上教育取代课堂体验等措施不足以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作者觉得，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系统性地改造美国的税收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以缩小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才是促进教育公平的良策。
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之前，大学生稀缺，因此有大学文凭的人在工作后会有更好的经济回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家增加对大学的投资，成功地教育了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成为个体的重要机会来源。但1980年至2010年间，大学的扩招与学费的上涨，招致了社会中广泛的批评。人们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像是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奔驰向前但不顾后果。
在 Buying the Best: Cost Escalation in Elite Higer Education 一书中，经济学家 Charles Clotfelter 认为，高校成本的上升并非因为教学的效率下降以及教师工资的上涨，而是与提高学校质量、为学生提供新服务、投资于教学设施设备、为低收入学生提供财政援助相关。在研究了四所精英大学（哈佛、杜克、芝加哥和卡尔顿）的支出增长后，基于这些机构内部的历史档案，Clotfelter 认为，大学成本的上升，源于社会对精英院校的需求，以及后者对社会愿景的自我实现。
与80年代相比，21世纪初，美国高校的学费上涨了三倍。大学为吸引富人，在设施上花了更多的钱，行政人员的扩招也使得大学支出增长。而在高昂的学费面前，教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美国的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宁愿担负学生债务也要上大学？在 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 一书中，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教授 Caitlin Zaloom 对美国“负债上学”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在美国，人们很少在公共场合讨论收入和资产。在本书中，Zaloom 将目光投射在家庭支出这个“私领域”，扎根于人类学的一个传统——债务作为社会权力的形式，论证到负债上学蕴含了深刻的道义、情感和经济内涵，努力支付大学费用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也从根本上重塑了作为中产的经验。
美国的中产阶级一致认为教育帮助子女获取独立、打开未来可能性的途径，高等教育意味着能帮助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由于上学的费用过于高昂，因而家庭在择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会仔细权衡投入性价比。家长和学生做出这些决定，不单单是一个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体现着人类对于教育的内在思想和心态。
但高等教育是否会真的如中产阶级所愿，帮助学生找到一份高薪的职业？不管人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是否只要愿意努力工作就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文化社会学家们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大众认知的观点：看似强调个人奋斗的教育体系中，存在着更为隐形的不平等。
在 Privilege 与 Pedigree 两本书中，哥伦比亚社会学副教授 Shamus Rahman Khan 与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副教授 Lauren A. Rivera 揭示，精英生产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招聘与就业的过程。
在 Privilege: The Making of an Adolescent Elite at St. Pauls School中，Shamus Khan 回到了他的中学母校 St. Paul，这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最负盛名的高中之一。在田野调查中，作者发现精英是被社会制度所创造出来的。而在创造精英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的组织逻辑决定了什么是勤奋应该有的样子、什么样的努力会被承认，学生们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在St. Paul，人们学会了一套新的思维方法、交往模式以及自我理解的角度，在反复的交互与内化中，学生养成了特定的品味、性情与喜好。学生们被教导要将自己与世界万物联系起来，从而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游刃有余。St. Paul 的学生学会了在更加多样化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他们将自己定位为世界的未来领导者，既可以淡定地欣赏高雅文化，也能将大众文化兼容并包。阶层分野不是他们成功的阻碍，反而是他们建立优势地位的助力。
Rivera 在其获奖著作 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 中揭示，就读名校并非精英生产的终点，而只是一个起点——这些名校毕业、出身优越的学生还将跻身知名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斩获收入最为丰厚的精英工作（EPS, Elite Professional Service）。换言之，招聘与就业同样是精英再生产的重要环节。Rivera 访谈了顶尖EPS公司一百多位HR、三十余位应聘者，还打入一个企业担任招聘实习生，开展了为期九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她详尽的调查发现，精英雇主招聘的选拔标准往往青睐拥有社会经济特权的孩子，而出身不利的学生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和运气，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比如，招聘会的作用不可以小看，但重要的并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在大小场合搭建起人脉关系（networking）——员工的内部推荐将会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普通家庭出身的“做题家”却常常将招聘会视作“功利的、无意义的社交”，仅仅指望通过笔面试来验证自己。与之类似的是实习经历，EPS公司非常看重在相似公司的实习经历，但实习通常给的薪水很少，或者压根就没有，工薪阶层的孩子往往无力负担。而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更加懂得如何依据这一些公司的偏好来打造自己。
与美国精英类似，在 Study Gods: How the New Chinese Elite Prepare for Global Competition 一书中，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姜以琳（Yi-Lin Chiang）助理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特权青年是如何进入全球精英行列的。在北京做了八年的实地调查和广泛的研究后，姜以琳描绘了中国青年在追求精英地位过程中所学到的重要经验：他们理解社会规则，识别并习得对自己有利的特征，并小心地避开对自己不利的特征。他们将自己打造成“学神”，用看起来得来毫不费力的优异成绩，来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学神”们知道怎么让自己不跌落神坛，他们接受了全世界最顶尖的教育，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而他们的父母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保护网的角色。
以上研究展示了精英们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但是，现代社会也总是有着能够跨越社会阶层的人。跨越阶层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历程？为此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相对而言，向上流动有时候意味着重塑自己并远离故里。通过高等教育向上流动慢慢的变成了几代工人阶级、低收入和移民大学生的信条。虽然这条道路常常要经济上的牺牲和努力，但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学生在进入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世界时做出的个人妥协。
在 Moving Up without Losing Your Way 一书中，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哲学副教授 Jennifer M. Morton 着眼于向上流动的伦理困境——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破裂，身份认同的纠结，以及远离故里。
Morton 自己出身于秘鲁的中下层阶级，在家人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并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在普林斯顿接受本科教育，在斯坦福获得博士学位。结合她自己的成长经历，以及在精英院校以及大众院校的任教体验，Morton 提出了一种社会流动的新叙事：流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层面，还需要仔细考虑个人的情感、心理以及伦理挑战。
在一个不平等且存在极大的贫富差距的社会中，寒门子女在向上流动的道路上，会为自己、家人和社区带来非常大的道德成本。个人的成功常常意味着远离故里。这种距离不单单是地理层面上的。为了成功，人们常常将自己的人生选择置于重要关系之上，置于对家庭的义务之上，置于维持与社区的联系之上。从而，在奋斗过程中，寒门子女可能会脱离原来的社区、在不同的身份中挣扎、甚至失去与家乡的羁绊。
但 Morton 也提出，即便流动存在诸多结构性的问题，奋斗者自身也能成为变革的力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是处理问题的第一步。对于老师而言，能够最终靠意识到寒门学生为追求教育所付出的伦理成本，从而在课程设置上做出调整，让学生的奋斗被看见、被理解。无独有偶，Pedigree 的作者 Lauren A. Rivera 也出生于移民工薪家庭，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在接受了高质量的中学教育后，她先后获得了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本科和博士学位。平民和精英的双重背景使她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精英世界，深入揭示不平等的生产机制。
极端的不平等会导致面向大众的机会减少，降低生活品质，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教育，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也是社会流动的重要调节阀。它承载了社会对公平的期盼，以及个人奋斗的向往。但学校也会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集中体现，甚至固化不平等。阶层视角——包括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面向——是解析社会不平等的利器，也是我们理解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意义的重要维度，是反思与改变的驱动力。
原标题：《普林斯顿教育、阶层与社会流动专题书单：透视精英“特权”与“寒门贵子”的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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