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田铭（原名林本寿），江西省铅山县紫溪乡人。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1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为22名勇士之一。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头部中弹受伤，伤愈后先后在中央警卫团、吉林、江西等地任职。参加革命以来，先后荣立特等功及一、二、三等功多次。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以解中央红军被合围之险。5月24日，和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杨田铭当时是红一军团2师4团1营2连的战士，夺桥的任务就交给了他所在的红四团。5月28日，军委急电，限红四团29日拿下泸定桥。根据上级指示，红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连夜赶了120公里，于5月29日凌晨抵达了泸定桥附近，在离泸定桥2里左右的一个小山旁停下来做紧张而有序的夺桥准备工作。上级决定从杨田铭所在的2连抽出22名战士，由连长廖大珠率领，组成夺桥突击队。
在红军中有一个光荣传统，那就是上级把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交给哪个单位或个人，他们就越发干劲十足、斗志昂扬。大家都把接受这种任务，看作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和党组织给予的无上光荣。杨田铭一心想参加突击队，又怕连长不准，便去找粗中有细的赵长发商量，赵长发于是拉着他去找连长。杨田铭还未开口，连长就先说道：“怎么，你也要去吗？你年纪小，怕不行吧？”赵长发则极力给杨田铭帮腔，说他人小伶俐，爬桥一定很快。杨田铭更是声泪俱下地要求参加这次战斗，为他死去的爹妈报仇。据杨田铭生前回忆：“1930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全家团聚了，父亲、母亲、哥哥、妹妹和我正忙着收拾白天砍两担柴换来的几升米和半斤肉，地主狗腿子、团练忽然出现在草棚外，把全家仅有的一点赖以维生的东西抢走，全家抱头大哭。”在杨田铭不甘压迫参加红军后，他的父亲、哥哥都被反动派杀害，母亲也气病交加而亡，一个年幼体弱的妹妹被卖做佣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回。经过三番五次的要求，连长和指导员最后都同意了，杨田铭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他心里想着：“我虽然家破人亡、无家可归，但是我找到了党，找到了红军，我就有了新家。从这里，我得到了教育，感受到温暖。我能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贫农的孩子，逐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员，这完全是党教育的结果。现在，是我为党、为人民奋勇杀敌的时候了，也是为我父母和哥哥报仇雪恨的时候了。”
22名突击战士选定后，连长随即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怎么样爬桥、如何打。待一切准备妥当之后，随着团长一声令下，22名勇士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单衣轻装，手执驳壳枪，背插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冒着敌人浓密的弹雨，斜身攀着铁索，用最快的速度匍匐前进。正当他们爬过铁索桥的三分之二处时，敌人眼看无法守住，就慌了手脚，放一把火把桥头的亭子和碉堡烧着了。一刹那，大火弥漫，红光遍地。这时，冲锋号吹得更响了，战士们“冲呀！冲呀！”的口号声更高了。连长廖大珠手擎红旗，振臂高呼：“同志们，冲啊！不惧烈火，没有革命者过不去的桥！冲呀！”杨田铭等勇士们不顾一切地穿过硝烟、冲过火海，衣服、帽子烧着了，头发、眉毛也烧着了，皮肤也烧伤了。但为了占领东桥头阵地，18名突击队员（过桥时牺牲了4名，所以有资料称“十八勇士”）迅速扑灭身上的火苗后，毫无惧色地凭险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经过几次冲锋肉搏，他们的子弹、手榴弹都用光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政委杨成武率领大部队赶过来了，敌人终于被全部击溃，天险泸定桥就这样被胜利地拿下来了！
此役，杨田铭不仅烧掉了头发、眉毛，腿部还中了弹，因全情投入战事，腿部中弹时居然都没有察觉，看到流了很多血才知道受了伤。后来腿部枪伤因为包扎后没有好彻底就继续赶路、爬雪山，导致之后不能走长路。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在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王稼祥主持会议，周恩来为红四团颁发了写有“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的锦旗，杨田铭等18人获颁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的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这在物质贫乏的当时是最高的奖赏。据杨田铭长女杨党燕回忆：杨田铭经常将一支钢笔别在胸前口袋上，十分珍视，后因父亲去世较早，自己当时又较为年幼，钢笔已不知去向。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省鄜县（今富县）直罗镇地区对军发起了进攻，史称直罗镇战役。此役，红一方面军歼灭军1个师又1个团，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杨田铭不仅参加了此次重要战役，还不幸在战役中头部中弹，伤势严重。这也是杨田铭在战场上的第三次受伤，因3次受伤，他被认定为三等残疾。经过医护人员抢救伤愈后，杨田铭被编入中央警卫团，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一系列战斗。
抗战时期，杨田铭被编入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该旅主要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后根据党中央和军委指示，359旅开赴南泥湾、金盆湾、马坊、林镇等一带军垦“根据地”。在南泥湾，杨田铭虽身负伤残，但仍和其他指战员一样，以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投入到垦荒中。到达南泥湾的第一天，因搭建的营房（其实就是草棚）不够，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一样将营房让给更有需要的同志住，自己则在“避雨是茂密的树叶，遮风是齐眉的野草”的大地上度过了在南泥湾的第一个夜晚。在南泥湾开垦非常艰苦，有时每天喝两餐稀饭，没有菜的时候只能喝一点盐水。但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干劲充沛，不但开垦荒地、大办农场、大抓农业生产，而且通过锯木板、烧木炭、烧石灰等来筹集资金以购买工具、种子和粮食，还就地取材打造窑洞和其他办公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泥湾的开垦中，各种大小竞赛搞得热火朝天，尤其是每当炊事员送来饭时，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要求再打一个冲锋，冲锋到某个目标再吃饭。尽管炊事员好心地叫着“饭冷了、饭冷了！”也没人去理会。一天竞赛下来，后进组以集体或个人的方式表演节目，以表示对优胜组的致谢和慰劳。就这样，杨田铭和其他指战员凭着自己劳动的双手，用一些原始的生产工具，开垦出成千上万亩荒地，先后种植上小麦、大豆、棉花、苞米和蔬菜，并且兴办起锯木厂、肥料厂、农具厂、缝纫厂、造纸厂等小型工业，还就地取材打造了冬暖夏凉、舒适结实的窑洞，盖起了大礼堂、俱乐部、书店、商店等，把荒凉的南泥湾建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杨田铭的一生不仅是坚定笃行革命理想信念的一生，更是矢志播撒革命火种的一生。杨田铭育有二女一子，名字分别为杨党燕、杨继红、杨承军。意思就是，他的子女都是党的子女，要继承和弘扬革命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争做红色的革命好后代。其中，长女杨党燕的名字是杨田铭在吉林省委党校任职时，全体教职工帮忙一起取的，杨田铭很是喜欢。后来长女得知父亲原名为林本寿，向父亲提议将杨党燕改名杨林燕，杨田铭立即拒绝，并告知她这一个名字的深意，并说毛主席都知道杨党燕这一个名字（杨田铭在中央警卫团任职时常在身边工作）。
杨田铭除了日常教育孩子们要爱党、爱国，坚守清贫朴素的生活作风，还积极投身革命传统教育。1947年，杨田铭以特派员身份被组织派往吉林参加接管工作，后随南下干部团回到江西，在省直机关工作。因积劳成疾，伤病缠身，杨田铭长期在医院住院疗养。即便是住院期间，他也时常应邀给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矿企业的干部职员和大中小学的师生们讲革命历史故事，讲红军长征的故事，鼓励大家要培养道德品质，继续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1963年10月2日，杨田铭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病逝。1963年10月5日，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杨田铭为革命烈士，将其安葬在江西省南昌市烈士陵园，并为杨田铭立墓碑。1983年6月11日，民政部向杨田铭的家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张建琴、王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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